您当前位置：近代中国制定了一系列诉讼法典，为侦查程序的运行提供了法制框架。
1906年起草制定了《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》，是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诉讼法”。该法建立起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式刑事诉讼体制，为捕逮、搜查、拘留、取保、羁押等各项刑事强制措施提供了粗疏的法律框架，为侦查活动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基本法规范。但是，审判官仍兼领侦查职权，它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侦查制度、预审制度、检察制度，大部分侦查行为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。遗憾的是，即使是如此不成熟的侦查规范，该法律仍因其“先天不足和后天水土不服”而未能实施。
1911年，清廷制定了《大清刑事诉讼律》（草案），它是“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刑事诉讼法”，但未及审议颁行，清王朝即为辛亥革命所推翻。该法将清末司法改革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，将侦查作为独立的程序进行规定，并以较为完整的检查制度、司法警察制度与之相匹配。该法设置独立的侦查处分、预审处分程序，并赋予检察官在这两个程序中的侦查权；规定了严格而细致的证据调查程序规范，检证、搜索、扣押及保管等主要侦查取证行为都有法可依。但是，该法并没有规范秘密侦查措施，也没有设置侦查程序公开的规则。
1921年，北洋政府在长期援引《大清刑事诉讼律》的基础上，借鉴日本1920年的《刑事诉讼法草案》，制定并颁行了《刑事诉讼条例》，它是民国时期中央政府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性规范。该法对侦查制度做了进一步发展：首先，在第二篇“第一审”的第一章“公诉”中，设置了“侦查”和“预审”，检察官的主导“侦查”，审判官主导“预审”，分散检察官对侦查程序和预审程序的控制权。其次，对讯问、羁押等侦查行为规定了细致而详尽的程序规范，并设置了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程序机制。在刑事强制措施执行过程中，“应注意被告之身体及荣誉”；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中，“不得用强暴、威迫、利诱、诈欺及其他不正当的方法”。
1928年，北伐成功，东北改旗易帜，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中国。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政府的《刑事诉讼条例》进行修改和统一，颁行了《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》。该法是近代中国刑事诉讼体制移植大陆法系的集大成法典，它对清末民初的一系列侦查规范进行了调整，从而建立起较为成熟的侦查法制体系。首先，它将“预审”并入“侦查”程序，由检察官主导整个侦查程序的运作。其次，在制度形式上强调对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维护，如“羁押被告，侦查不得逾二月”，这有利于防止久系不决的超期羁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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